北京“以业控人”面临两难

【背景】自2014年初的北京“两会”以来，北京新一轮的人口调控引发社会各界关注。

　　较之过去北京用户籍、居住证直接限制外来人口的公共福利、提高城市准入门槛等方法相比，北京此轮调控尤其强调市场作用。产业结构的调整，即“以业控人”被放到优先位置。除了继续重申首都功能疏解、城市规划优化之外，外迁城区中的家具、建材、服装、小商品批发市场则是最为具体的一步。

　　但这一带有“经济”色彩的行政干预行为依然引发学界讨论，有学者担心政府的介入会破坏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，反而给城市发展带来负面影响。

北京是否应该“以业控人”？最终能否达到预想中的政策效果？

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戴建中认为，人口规模的大小，根本还是由城市发展的自在规律所决定，“不是五年计划、十年计划能规划的。”但从现实来看，中国城市资源的配置本身就不是市场化的，北京又尤其特殊，很难完全依靠市场来调节人口规模。

政府应如何介入人口调控，戴建中介绍，政府部门已有认识，早就提出要通过疏解城市功能、调整产业结构来调控人口，“但说了这么多年，还是落实不下去。”

戴建中分析，尽管北京的定位是政治文化中心，但也必须靠经济产业的发展获得税收，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、维持首都的脸面。北京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，为服务中央提供了大量资源，但并不会因此获得财政的转移支付。

戴建中说，在首钢、燕山石化等企业外迁河北后，北京面临非常大的财政压力，各区县不得不争取一系列的产业项目。“一方面想要控地控人，另一方面又要发展产业要税收，不可能两全。”

除了财政压力，北京还要承担诸多“政治”项目。戴建中举例，尽管北京已有多个大型的会议中心，为了迎接APEC的召开，还是要在怀柔修建新的会馆。地方政府需要配套大量资金以配合搬迁和基础建设，这些项目又吸引了大量人口就业。

在各区县吸引项目的过程中，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是政府最欢迎的。戴建中称，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，区县政府自然都希望迁走低端服务业，让高端产业提供更多税收。但其结果就是，提高整个城市的生活成本，在一定程度上将低收入的劳动人口挤出。

“在‘高端化’的导向下，必须要问一问，北京的居民们做好准备了吗？”戴建中举例，一旦“低端人口”离开，“早上吃不上油条，晚上吃不到烧烤。小餐馆肯定少了，价格贵了。30万捡破烂的人走了，居民又没有垃圾分类的习惯，甚至连垃圾处理都是问题。”

“压缩低端产业的同时，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否已经进入到现代化的高端阶段？”戴建中表示，确实大多数的欧美城市，生活成本都是极其高昂的，但这有一个自然、缓慢的发展过程。北京通过驱赶低端产业来加速此种升级过程，效果如何，不好预测。但这也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过程：当城市人口过多、资源短缺、价格上涨后，必然会导致一部分人口外流。调整到某个阶段，又会产生人口的回流。

戴建中认为，北京的人口调控，将为市民的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变化。但无论城市产业如何高端，必然也存在低端人口。对于进入就业门槛的人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，是政府的基本职责。

（转自：财新网  作者：蓝方）